漢清旗袍 /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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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放的是店裡做過的衣服,和可以承接的設計方向。左右翻頁看細節,或用上面的條件篩掉不想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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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序,有人認真研究過

旗袍不是只有好看。下面每一段先講這件事在店裡是什麼,再講它在紡織與服裝研究裡怎麼被討論——每一筆都附出處,你可以自己去查。

合不合身,決定在省道放哪裡

師傅親自量身、親自裁布。同樣一組尺寸,腰省擺的位置與吃掉的份量不同,上身之後就是兩件衣服。

陳研等人分析江南大學民間服飾傳習館與上海藝風堂博物館的傳世旗袍實物,指出旗袍從「平肩連袖、無省」走到「斜肩接袖、有省」,論文的原話是這個轉變「終結了『人適應衣』的時代,開創了『衣適應人』的新時代」。史玉媛等人再往下做實驗:同樣的成衣尺寸、三種腰省分配方案,用非接觸式三維掃描儀掃描著裝人台比較,結論是收腰效果與省道分佈高度相關。更早的「十字型平面結構」則由李迎軍整理成專書。

領子多高、衩開多高,有跡可循

這兩件事是客人問得最多、也最沒有標準答案的。我們依身形與場合調整,但它並不是憑感覺——這一百年來的旗袍,領高與開衩其實有明確的走向。

Yang 與 Huang 發表於《Fashion Theory》的研究,取台灣數位典藏(TELDAP)中 1910–1970 年代的 187 張台灣照片,由六位織品設計背景的編碼者逐張量測領高、袖寬、腰線高度、開衩長度與衣長。實測到的平均值是:領高約為頸長的 70%、開衩長度約占衣長 16%、腰線位於頸至臀垂直距離的 57%。年代較早的版型較寬鬆、領子較低、衣身較長;年代較晚的轉為合身,腰線更高、領子更高。這是少數以台灣為對象的旗袍結構量化研究。

台灣的旗袍,不是 1949 年才有的

漢清 1979 年在台北東區安和路開店,1997 年才遷到中山北路;第一代陳杏春師傅 1964 年入行。店裡的師承說法來自師傅本人受訪的內容(見主頁),這一段放的是公開文獻查得到的產業背景,兩者不要混為一談。

洪郁如的研究指出,旗袍在台灣的流行始於日治時期,1930 年代已是台灣女性服裝論述的一環——「戰後才傳入」是常見的誤說。忽欣燁的碩士論文則處理 1950–70 年代台北旗袍業的流派分工,指出福州派是台北在地旗袍工藝的重要一支,並非只有上海派。國家文化記憶庫由輔仁大學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撰寫的〈祺袍〉條目另記載:1970 年代後楊成貴等遷台師傅開始在店名上以「祺袍」代替「旗袍」,並影響了下一代師傅。

鑲、嵌、滾、宕、盤、繡

滾邊與盤扣是店裡每一件旗袍都會碰到的兩道工序。盤扣是一顆一顆用布條盤出來的,不是縫上去的現成品。

這六個字不是行話,是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式服裝製作技藝」(編號 Ⅷ-193)底下「龍鳳旗袍手工製作技藝」條目的官方用語。同一項目下的「滿族旗袍製作技藝」條目記載,縫製時「大量運用獨特的隱形針法,見縫不見針跡」,鑲滾的層級「從三鑲三滾到五鑲五滾、甚至到十八鑲滾」。盤扣本身也是獨立列名的項目——上海市第二批市級非遺「中式服裝盤扣製作技藝」(編號 Ⅷ-42,2009 年公布)。至於不打省也要合身的做法,郭唱與方麗英以三種面料製樣衣、五名受試者實測,驗證「歸拔」(推、歸、拔的熨燙塑形)可以取代打省,其中真絲面料的效果最好。

選布不只是選好不好看

量完身,第二件事就是選布。布的挺度會反過來決定版型能怎麼做——同一張版,軟布與挺布做出來是兩種衣服。

南京雲錦織造技藝與中國蠶桑絲織技藝都在 2009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Sun 等人量測雲錦妝花緞,指出其地組織與花組織為 5 枚、7 枚或 8 枚緞紋,並實測出緯向抗彎剛度是同規格素緞的 3 至 8 倍、折皺回復角低了將近 30 度——換句話說,雲錦挺、有骨架,但也比較容易留摺痕。至於真絲的垂墜感從哪裡來,Kim 與 Lee 以 KES-FB 系統量測,統計分析顯示彎曲性質是決定懸垂係數最主要的參數(該研究的樣本是韓服用真絲,不是旗袍布料,這點要照實說)。

衣服帶回家之後

訂製旗袍多半不是常穿的衣服,一年拿出來幾次。放的方式比洗的方式更決定它能撐多久。

Gong 等人的研究指出,即使已經濾掉紫外線,其他光源長期累積仍會造成絲的光劣化;而且愈是已經老化、結構愈無序的絲,愈容易受光害。Vilaplana 等人則整理出絲的劣化路徑:氧化、水解、鏈斷裂與結構重排,並指出胺基酸組成與結晶度的分子層次變化,會對應到亮度與機械性質的巨觀改變。結論很單純:不要讓它長期曬著。

作品照以漢清旗袍店內實際製作的服裝為本:款式、布料、紋樣與剪裁版型均為店內作品。標示「設計提案」者為本店可承接訂製的設計方向,尚無既有成品。畫面中的模特兒、場景與光線為影像重新製作,非原始拍攝現場。實際成品以量身後的完成品為準。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53-6 號 1 樓 02-2586-6781